从一块墓志铭看600年前宝应人的生活

发布日期:2019-10-17 15:3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1989年冬,我参加宝应县山阳镇长虹河(旧称三里沟)疏浚工程,在春光村长圩组附近工段,今四季馨家纺大门东约40米处河底,黑粘土层内近2米深处,在达河底高程时,挖出古墓一座,砖砌椁室,已坍塌,出土铜镜、簪子、玉珮等女性饰物用品数件,骸骨数块,墓砖数百块,少量棺木碎块,未及墓底。铜镜、簪子、玉珮等物,为村民郭某所得,骸骨、墓砖散失,未见别的物品。距此墓东十几米远,同一高程上同一天亦挖到砖砌椁室一座,较小,不似成人墓,完整坚固,挖开后,我和村民数人探摸,无所一物。数天后,时任长沟派出所长李学富,县文化馆陆书香闻讯找郭某,所获物品均征收归县文化馆保存。

  1998年冬,挑宝应运河二桥接线路基。再次拓浚长虹河,在十年前出土铜镜等物位置再出土墓砖许多,幕志铭一块,未见他物,上记载有墓主人生卒情况,为夫妻合葬墓,与89年出土之物吻合,当为同墓之物。墓志铭石因为墓中物,抛野外多时,后为长圩组一村民搬回做水码头,后听人说有文字可能有人收,便收在草垛中藏了十多年。前年,我得知后,多次去观看,也曾陪扬州文物专家印志华先生、县博物馆季寿山馆长等有关人员察看考证,解读铭文。

  墓志铭不同于立于地面上的墓碑,是放置于墓穴内的葬品。其作用一是记述死者生卒生平事迹;二是作为死者在阴间的地契,证明这块地为其所有。宋以前墓志铭皆为方形,自元始有长方形。春光出土的墓葬是元朝后期墓葬,墓志铭长方形,高62公分,宽34公分,厚8公分,材质为页岩石。这与扬州地区墓志铭多为砖质不同,因扬州本地不产石料,石料多为外地开采运来,获取及加工不如砖类易得易刻。上有楷书文字如下:

  隐君,讳士通,字永之。其先河南人,早从事行伍间,当至元混一初,即不乐仕,隐于商。游淮之宝应,因县东隅里地旧产瑞芝,喜曰:“是可居”。遂买田宅居焉。家饶赀蓄,用甚俭,事事则谨,饬循礼法,乡邦称之。春秋八十五,生中统庚申岁七月二日,终至正甲申岁正月八日。终之年十又一月庚寅,葬于县北三里运河西之新买庄。妻氏姓孙,以至正二年三月三日终,享年七十有三,至元前庚午正月廿四日其生时也。今合葬。子三人,宏,高邮宁国万户府提控案牍,早世。伯颜,以内台宣使授浙东海右道廉访司照磨,官将仕郎。渊,太尉府宣使。孙四人,皆读书学礼。鸣呼,今之制,凡治葬必刻誌石载其事,纳诸圹,以示久也。铭曰:德充于身誉于乡,泽之深,流之长,子孙世世其永昌。

  铭文记载墓主梁士通,生于元朝中统元年(公元1260年),卒于至正四年(公元1344年)享年85岁。夫人孙氏,生于前至元七年(公1270年,元朝有两个“至元”年号),卒于至正二年(公元1342年),享年73岁。此墓为夫妻合葬墓。梁士通早年投身行伍,于元朝统一不久(混一初),弃官从商,安家在宝应城东。三个儿子皆有出息,各任提控案牍、照磨、宣使,不幸的是长子梁宏先于父母去世(早世)。

  1、履历:梁士通出生于元中统元年,其时元朝尚未统一。至正四年85岁去世。年轻时从军征战,为国家的建立和统一作出贡献。国家统一后不久,30岁左右的梁士通“即不乐仕”,看淡仕途,退役辞官,弃戎从商,他没有回老家河南,而是选择在宝应做了隐士。想来,他在军中官职不是太小,算是有些身份的人,否则没必要“隐于商”,也称不上“隐君”了。当然,隐士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很崇尚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其妻子、儿子、孙子的情况亦清楚纪录。

  2、物产:梁士通多年行伍,征战各地,又游历经商,定精熟官商两道。从其子孙两代看,其家庭传承亦不差,应具有很广的社会阅历和较深的洞见。一个外地人能看中宝应为其终身居所,一定是当时宝应具物阜民丰且稳定安逸的社会基础,又“因县东隅里地旧产瑞芝,喜日:是可居”。华西能源股东户数下降278%户均...,因为宝应城东某地以前曾出产灵芝,是极具灵异征象之吉地,才吸引了他。

  3、社会风气 : 墓主梁士通家中富有,但崇循礼法,俭节勤勉,睦邻友邻,“家饶赀蓄,用甚俭,事事则谨,饬循法礼,乡邦称之”,以他多年军官又多年富商的身份,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,带头倡勤俭,遵法礼,守规短,谨慎做事,谦虚做人,与邻为善,开了一方良好风气,成为地方名人,深得乡邻拥戴。

  4、地名 :其记录“县北三里。…。”与现在我处民间所称“三里沟、四里沟”等吻合,和刘宝楠著《宝应图经》中明万历宝应四境图上标注“三里沟闸”等记载亦吻合,表明民间二里沟、三里沟、四里沟、五里沟等地名皆古已有之,是为古地名。县“东隅里”或县东“隅里”或为地名,已难寻其所在。亦或仅指县东某地。

  5、元时运西山阳 :古人迷信好风水,自古视灵芝为吉物,视灵芝产地为吉地,元人亦不例外。梁士通刀尖舔血多年,定更信此道,谙此礼,择此吉地喜而居之亦为当然了。古人尤重墓葬风水,葬必请风水师找寻吉地,为先人建吉(阴)宅。梁士通从正月初八去世到十一月下葬历11个月,除当时孝仪外,寻找葬穴当为一重要原因,这是符合古人葬俗的。从县城东到运河西买地为墓,定屡经风水师反复多处寻勘比对,认定此“新买庄”乃上好吉地。一个“买”字充分说明其时运河西我们山阳的先人们土地权属明确、地权买卖规范,耕种有序,生活安定,人兴气旺。而当初梁士通“喜曰,是可居,遂买田宅居焉”,同样反映当时宝应社会房产土地市场成熟、规制严整、秩序井然,各行各业贸易活动频繁。

  6、元后期宝应社会状况 : 梁士通从三十岁经商,长期在宝应淮安间经营做买卖,积蓄了丰厚的家财,选择宝应定居作为终老之地,足以说明当时宝应淮安商业较为繁荣。而商业繁荣有赖于该地区人口稳定,社会安定,社会秩序和经济状况良好,市场成熟度高。这种状况当时宝应是具备的,至元朝后期亦然。梁士通死后停棺11个月才下葬,妻子早在两年前就已去世,待其去世后寻得“县北三里运河西之新买庄”之风水地“合葬”,显示其子孙严格依照当时葬制行事,事事依规,从容而为。三个儿子均为各处官员,孙辈“读书学礼”。凡此种种,尽显当时国家安定,社会稳定,人们生活富足、从容、安逸、太平,尚无战乱灾祸迹象。

  墓葬中随葬品仅发现铜镜、玉佩、簪子等物,椁室不大,较简单,符合梁永之一生节俭习惯,而其家庭条件完全可以葬得更好一点,这和古代厚葬习俗相左。或许,元人不尚厚葬。蒙古人在统治汉人又被汉文化不断同化过程中,保留了游牧民族葬制简单的习俗,并影响了汉人。这可能是考古界一直找不到有价值元代墓葬的原因之一,是能找到历史依据的。

  距梁士通死后不过20余年,富足安逸的元朝瞬间灭亡。历史资料显示,元末张士诚农民起义盘居扬州高邮,在宝应和元军、北方起义军数次激战。“元末因战争水灾,宝应人口大量迁出,全县人口仅2万余人……”,人口凋敝,满目疮痍,荒凉不堪。尽管成吉思汗的铁骑纵横欧亚大陆二百余年,但蒙古人入主中原,建立大一统的元朝不过80多年便烟消云散,应验了“其兴也勃矣,其亡也忽矣”的历史定律,很值得后人深刻思考。

  7、行政区划: 墓志铭中明确记述“淮之宝应”,说明元时宝应隶属淮安。墓志铭制于元后期社会稳定繁荣之时,是当时人记当时事,以梁士通一家人之身份、社会地位诸状况,记错县域归属的可能性极小,所以其可信度很高。《宝应县志》等一些地方史料记载“至元二十年(1283年)(安宜)府废,宝应县改隶高邮州”。这些记载和铭文记述不符,应细加探究。

  8、铭文的撰、书、刻 : “凡治葬必刻誌石载其事”为古代葬制传统规仪,历来墓志铭多歌功颂德,不吝赞美虚夸之词。此铭文亦不乏溢美之词,但其行文朴实,描述准确,具较强的记事性和纪实性。梁士通军旅多年,一定是遵守纪律,服从上级,令行禁止,不越规矩;而诚实守信,和气待客,崇勤尚俭从来就是商人之立身之本。这让其“家饶赀蓄”又养成“用甚俭,事事则谨,饬循礼法”的品行特质,得获“乡邦称之”。其描述非常符合其生平经历。且记述其子、孙时亦只记事实,不缀赞词。因此,铭文描述应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。

  铭文12行,272字,方形双边栏。上部楔形,有单边栏,边栏内无字。铭文字阔约1。5厘米,方形略长。楷书,书写工整端庄,用笔爽利,笔画劲挺有力,书写不徐不疾,点划饱满温润,从中可以真切体会元人楷书之风貌,感受元时宝应文人气息和书写艺术风格。

  铭文凿刻娴熟老练,用刀精准利爽,字虽小,字字清楚,笔笔到位。刻痕“V”形,较深,底锐,字口光洁干净,坡面爽滑,线条挺劲,转折点划准确自然,虽有些许刀误,显出刻者识字不多,却无崩裂粹滑之迹,可见凿刻者功力较为深厚。从铭文的撰、书、刻来看,作者当为民间较有名望的文人工匠,皆各尽所能,精心而作。虽非名士大家,更显当时社会崇文尚艺风盛,文风朴素,民间艺术盛行,艺人技艺不凡,可见宝应古来崇尚文化之一斑,得窥元文化之繁荣。

  9、 水灾:墓葬棺椁尽在河底黑土中,黑土土质和运东相邻之安宜镇齐心村地表土质完全相同,高程一致。其上覆盖的深厚黄沙土层和附近黄土层次结构一致,一层覆一层,香港最快开奖现场直播体验彼此精彩!层层叠加,层线厘米,上下百余层,上部层次密而薄,下部层次疏而厚,水沉痕迹显著,灾情轻重时序赫然,无人为扰动痕迹。如树木之年轮清晰记载着运西地区曾经的灾难,清楚表明墓葬是在水毁冲积前所葬。此前我村内曾于1974年疏浚东西大沟河底,1982年大运河中梗切除河底也出土过古墓,均和此墓在同一黑土层内,其上覆盖黄土层特征亦和此处黄土层相同。表明墓葬时运西地表为黑土,和运东相邻处地表一致,未有水患之虞,更无黄土存在。料想,梁士通的子孙也决不会葬先人于水灾险地之中。史料也表明自古而元末明初宝应从无水灾侵害,两岸人们生产生活环境完全一样。而今两岸地表高程齐心村4米左右,我村长圩附近7米左右,相差3米,皆为黄土堆积,则全是后来水灾所致。

  此后元灭明立,黄水夺淮开始对本区域造成深重危害,形成长久灾难,导致包括山阳在内的运西广大地区400多年的水毁。“盖高、宝诸湖,周数百里,受……七十余河之水,夏秋泛溢,势若滔天”,致运西我区一片泽国,湖波浩淼,风急浪高,漕运常覆,湖床抬升,地势渐高。“白马湖……其当湖心而东者,为八浅堤,漕河所经也。万历初,为湖水决坏。潘季驯……筑西堤于湖心浅处”。表明明万历年之前,我区已尽没白马湖中,成为潴留并泄行黄淮客水的洪水走廊。宝应至黄浦至淮安里运河亦此时穿湖筑堤而成,漕运得保,而运西水患愈重,昔时农桑宝地成为鱼鳖乐园。数百年的黄淮浸漫和搬运,带来黄土3米多深,造成运西人口巨大灾难,断绝人居数百年。这在《宝应县志》、淮河史、黄河史、漕运史等水文史料中多有记载。从运西3米以下原生黑土层中有墓葬,而客土黄土层中下层无墓葬,只在表层有极简陋的贫民墓,表明清咸丰5年(1855年)黄河北归,运西水退滩出,此前后运西地区人口活动才又逐渐频繁并开始定居,均为极贫困之逃荒穷人。民间传说“河西是花子滩,早先没人”,即指运西人口明清间水灾导致的巨大变化。本区各家谱中记载家族迁居运西代数多为8——10代近2OO年,也可探得运西人居变化之端倪。

  10、研究价值 :宝应运河西我们山阳等地明清时期数百年水灾,危害深重,地表大幅抬升,人口活动中断,历史遗迹尽皆湮灭,留下的历史资料极少,又缺少古墓葬出土,难以查证明以前的史料。此墓沉没湖底埋藏地下654年后出土,是山阳地区极少且极有价值的古墓葬,此墓志铭可能是山阳目前仅有且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实证,直接反映了山阳地区元时人口活动的一些状况,衔接了山阳因水灾中断的历史,对山阳历史乃至宝应运西历史有较大的研究价值。

  (印志华先生详细考证墓志铭,讲解古代墓葬习俗,葬制变革,地域特征,墓葬考证等,还讲述了民间传说的史料价值等。)

  本文系运河儿女(ID:yunhernv)出品,宝应生活网经授权发布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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